1981年深秋的一天，一位38军的首长正坐在办公的地方里，手中拿着一份报告，眉头紧锁。报告上详细记载着这样一个情况：贺子珍在上海养病期间病情反复，她的女儿李敏因为过度操劳和担忧，也病倒了。而李敏的丈夫孔令华，作为38军的一名干部，虽然工作上的能力出众，但却因为单位距离太远，无法很好地照顾妻子和岳母。首长放下报告，回想起孔令华这些年在部队的表现：从唐山地震救援到日常工作，都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和无私的品格。这样一位好干部，现在却深陷两难的困境，这让首长十分为难。最终，这位首长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，他要向领导提出一个请求。这个请求会带来怎样的转变？又将怎么样影响李敏一家的命运？

  1981年初春，贺子珍在上海的病情突然加重。原本已经康复得不错的贺子珍，忽然出现了肢体不适、语言表达困难等症状。上海的医生诊断后发现，这是之前中风后遗症的并发症状，需要立即进行针对性治疗。

  消息传到北京后，李敏立即安排往返上海。从北京到上海，当时还没有高铁，需要乘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。为了可以及时赶到上海，李敏经常选择乘坐夜间的列车，这样能节省白天的时间照顾母亲。

  在上海期间，李敏住在母亲贺子珍的病房里。医院为了照顾贺子珍的特殊情况，特意安排了一间较为宽敞的病房，在病房的一角放置了一张简易床，供李敏休息。每天凌晨四五点钟，李敏就要起床，帮助母亲完成晨间护理。由于贺子珍的病情，需要定时翻身、按摩，防止褥疮的形成。这些护理工作，李敏都坚持亲力亲为。

  到了上午，李敏要配合医生查房，仔细记录母亲的各项体征变化。中午时分，她要按照营养师的建议，给母亲准备适合的饮食。贺子珍因为病情的缘故，只能进食流质或半流质食物，李敏总是将食物煮得很烂，再一口一口地喂给母亲。

  傍晚时分，李敏还要为母亲按摩四肢，帮助血液循环。这些护理工作持续到深夜，有时候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。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李敏的身体也慢慢的出现不适。起初是经常头晕、疲惫，后来发展到经常性失眠，胃部也开始疼痛。

  五月份的一天，李敏在病房里突然晕倒。值班的护士发现后，立即将她送到了急诊室。检查结果为，李敏因为长期劳累和精神紧张，导致多个器官功能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，需要立即住院治疗。

  这个情况很快传到了38军。当时在部队工作的孔令华接到消息后，立即申请探亲假。但是部队距离北京较远，等孔令华赶到医院时，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了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妻子，孔令华十分自责。

  六月中旬，贺子珍的病情又一次恶化。这时的李敏虽然还在康复期，但还是坚持要去上海看望母亲。医生告诫她现在的身体健康情况不适合长途奔波，但李敏仍然执意前往。最终，在孔令华的陪同下，李敏再次踏上了去上海的路程。

  到了上海，李敏看到母亲的状况，心里更加焦虑。贺子珍的病情时好时坏，让她既要操心母亲的治疗问题，又要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。这种双重的压力，让李敏的病情也开始反复。

  1971年3月，孔令华接到调令，来到38军113师宣传科工作。刚到部队时，他主动要求和战士们一起训练、一起出操、一起吃饭。每天早上五点半，他都准时出现在操场上，和战士们一起跑步、做早操。

  在宣传科期间，孔令华承担了为部队官兵讲授政治理论的任务。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奥理论，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给战士们听。他常常用身边的实例来解释哲学概念，让战士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。

  1973年，孔令华被调到338团担任副政委。在这个岗位上，他创新性地开展了＂连队文化建设＂活动。他组织战士们利用业余时间开展读书学习，还成立了文艺小组，让部队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

  1976年7月28日，唐山发生特大地震。当天上午9点，孔令华带领338团的官兵们就赶赴灾区。到达唐山后，他立即组织部队分成多个救援小组，开展救援工作。在一处废墟前，他发现有幸存者被困，立即带头徒手刨挖。当时的温度接近40度，废墟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灰尘，但他依然坚持工作。

  在救援过程中，孔令华不顾个人安危，经常冒着余震的危险进入废墟搜救。有一次，他在一栋倒塌的居民楼废墟中听到微弱的呼救声，当即组织战士们展开营救。经过4个小时的努力，终于救出了被困的一家三口。

  救援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月，孔令华带领的338团共救出遇难群众127人，转移群众2300多人，为群众建立临时住所856间。在这期间，他因为过度劳累和吸入大量粉尘，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，但仍坚持工作在第一线军召开总结大会，孔令华被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。当组织要给他记功时，他主动请战友们去领奖。他说这些成绩是全团官兵一起努力的结果，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。

  在这期间，他还经常深入基层连队，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。每逢节假日，他都会邀请那些家在外地不能回家的战士到自己家里吃饭。他和李敏把这些战士当作自己的子侄看待，经常为他们辅导功课，关心他们的生活。

  1971年至1981年期间，李敏与孔令华一家居住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处四合院里。这座四合院是一处普通的两进院落，前院种着几棵槐树，后院有一小片菜地。李敏和孔令华住在东厢房，两个孩子住在西厢房，中间的正房则用作客厅和书房。

  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，李敏和孔令华都十分重视，但从不给孩子们施加过多压力。他们给孩子们准备了一间专门的书房，摆满了各类书籍。每天晚上，只要孔令华在家，都会抽出时间陪孩子们读书学习。他们不仅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成绩，更注重培养小孩子们的兴趣爱好。

  家里的生活用品都很普通，李敏从不追求奢华。她们家的家具大多是普通的木制家具，衣服也都是很朴素的款式。但是家里的书却不少，客厅和书房的墙上都安装了大大的书架，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类书籍。

  每逢节假日，李敏都会张罗着做一些可口的饭菜，邀请邻居们一起聚餐。她最拿手的是红烧肉和狮子头，每次做这两道菜都会得到大家的称赞。孔令华则负责准备饭前酒水，他会给每个人都倒上一小杯白酒，但从不劝酒。

  1978年，院子里开展了环境整改治理活动。李敏和孔令华带头参与，不仅出钱出力修缮了院子里破损的地方，还和邻居们一起粉刷墙壁、整理花园。在他们的带动下，整个院子焕然一新。

  李敏还格外的注意保持院子里的文化氛围。每到夏天的晚上，她会把收音机搬到院子里，和邻居们一起听戏曲、评书。有时候，她还会请一些文艺界的朋友来家里做客，给院子里的居民带来精彩的文艺表演。

  这种平淡而温馨的生活，一直持续到1981年贺子珍病重之前。即使在工作最忙的时候，李敏和孔令华也从始至终保持着和邻里之间的良好关系，用实际行动展现着对普通群众的线军首长向提出调动请求

  1981年9月15日，38军政治部主任王树常坐在办公的地方里，面前摆着一份详细的报告。这份报告是关于孔令华家庭情况的专项调查，其中详细记录了李敏照顾贺子珍的艰难处境，以及孔令华因工作调动问题而无法及时照顾家人的困境。

  第二天上午，王树常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议。会议讨论了多个议题，其中就包括关于孔令华工作调动的问题。与会的几位首长都一致认为，考虑到特殊情况，应该为孔令华的调动创造条件。

  9月18日，王树常带着相关材料来到，要求约见军区司令员。当时正在处理其他军务，直到下午三点才安排了会面。在会面中，王树常详细汇报了情况：孔令华在38军工作十年，表现突出；其妻子李敏因照顾母亲贺子珍而身体严重透支；目前部队距离北京较远，影响到孔令华照顾家庭。

  认真听取了汇报，并当场翻阅了王树常带来的材料。这些材料中包括了孔令华在唐山地震救援中的表现记录、他在部队工作的业绩报告，以及李敏近期的病历资料。其中一份来自上海医院的诊断证明显示，李敏因过度劳累已然浮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。

  在详细了解情况后，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：孔令华在部队的现任职务是什么？可能的接收单位有哪些？调动后对原单位工作会有什么影响？王树常对这样一些问题一一作了回答，并表示38军已经物色好了孔令华的接替人选。

  9月20日，召集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此事。会议认为，考虑到特殊情况，应该支持38军的请求。当天下午，就签署了同意调动的批示。

  这份批示很快通过军区机关转到了38军。批示中明确要求：一、同意孔令华调入机关工作；二、具体岗位由军区政治部负责安排；三、调动手续应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。

  9月25日，38军政治部召开会议，研究贯彻落实批示的具体措施。会议决定：立即启动调动程序，并要求人事部门优先办理相关手续。同时，会议还研究了孔令华原岗位的交接工作安排。

  10月初，新任职务也已经确定：孔令华将调入政治部工作，具体岗位是宣传处副处长。这个安排既照顾到了他的专业特长，又便于他照顾家庭。从提出请求到最终批准，整一个完整的过程用时不到一个月，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。

  1981年10月，贺子珍的病情急剧恶化。接到消息后，李敏立即从上海赶回北京，并在医院守护在母亲身边。这时候，孔令华已经调到工作，能够及时往返医院和单位之间。

  医院的病房里，李敏每天都要给贺子珍擦身、喂药、按摩。由于贺子珍已经没办法自主进食，李敏就用小勺子一点一点地喂流食。为了让母亲吃得更好，她常常自己在家熬制各种营养粥，用保温桶带到医院。

  孔令华每天下班后都会直接去医院，替换李敏照顾贺子珍。他帮助护士给贺子珍翻身、测量体温、记录生命体征。夜间值班时，他就坐在病床旁的小板凳上，随时注意病人的情况。

  11月份的一天，贺子珍忽然出现呼吸困难。李敏立即按铃叫来值班医生，并配合医生进行抢救。经过几个小时的紧急处理，贺子珍的症状才逐渐稳定下来。从那天起，医院就安排了专门的护工24小时值班。

  为了可以更加好地照顾母亲，李敏和孔令华商量后决定轮流请假。李敏负责白天，孔令华则负责晚上。他们把病房收拾得很整洁，还在窗台上摆了几盆花，让病房的环境更加温馨。

  贺子珍住院期间，不少老前来探望。每次有客人来访，李敏都会详细地向他们介绍母亲的病情，认真地记下他们提供的医疗建议。孔令华则负责接待这些来访的老，有时还要开车送他们回家。

  1981年12月初，医院组织专家会诊，认为贺子珍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。李敏立即联系了上海的专家，请他们来北京会诊。这些专家们对贺子珍的病情进行了详细检查，并提出了新的治疗方案。

  12月20日，贺子珍的情况突然恶化。李敏和孔令华立即通知了其他亲属。当天晚上，贺子珍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地离世，享年72岁。

  按照贺子珍生前的遗愿，李敏和孔令华为她操办了简朴的丧事。他们没举行任何形式的告别仪式，只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母亲选择了一个安静的位置。

  安葬之后，李敏整理了贺子珍的遗物。其中有一些老照片、日记本和一些生活用品。这些遗物后来都被谨慎保管起来。孔令华则负责处理其他善后事宜，包括整理贺子珍的档案材料、联系有关部门等。

  贺子珍去世后，李敏和孔令华经常去八宝山祭扫。每逢清明节和母亲的忌日，他们都会带着鲜花去墓前祭奠。他们还定期组织人员清理墓地，确保墓园环境整洁。